硝烟岁月，无数先烈前仆后继。

　　他们的名字，我们从未忘记；

　　他们的苦难，我们不会忘记；

　　他们的牺牲，我们不能忘记。

　　又是一年清明时，

　　我们慎终追远，追忆先烈；

　　我们寄托敬意，安放思念；

　　为更好地传承。

　　吃米糠、穿旧衣，

　　绝不给自己搞特殊

　　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1935年8月6日），江西弋阳人。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至1933年，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1934年11月初，方志敏率红军北上抗日，在皖南遭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年1月被捕。在狱中，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重要文著。1935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

　　方志敏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可是衣着打扮与普通百姓、红军战士毫无异处。有一年冬天，方志敏参加苏区群众代表大会，身上只穿着一件又薄又破的棉袄，冻得瑟瑟发抖。参会的代表们看到心里实在不忍，找来一件新棉衣让他换上，可是方志敏坚决不同意，“我绝不能给群众增添负担！我这件棉衣虽然有点破，但缝补一下还是可以穿的。”他让人连夜缝补好那件破棉袄，第二天接着穿在身上。

　　在长年艰苦的学习与工作中，方志敏患上了肺病，时常吐血，身体非常虚弱。有一天，方志敏吃饭的时候，发现他的碗里是白米粥，他立刻走到战士们中间去看，发现其他人碗里都盛着野菜和米糠，方志敏不禁皱起了眉头。炊事员忙说：“你的身体不好，这段时间病情又加重了，同志们都很担心，这是给你的病号饭，同志们都赞成，不算搞特殊。”方志敏却说：“我们是红军，是人民的队伍，官兵平等是我们的基本原则，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大家吃米糠我也吃米糠，绝对不能搞特殊。”

　

　  红都挥剑斩巨贪

　　高自立（1900年—1950年），江西萍乡人，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三军政委、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兼军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察部副部长、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等。

　　高自立坚决惩治腐败，整顿干部作风，成为早期党风廉政建设的先行者。1933年12月，中央工农检察部副部长高自立带队到瑞金县检查，发现财政部部长蓝文勋和会计科科长唐仁达通过虚报开支、以少开多等形式，合计贪污2800余元现洋。中央工农检察部立即立案查处。不久，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唐仁达死刑，执行枪决；蓝文勋监禁10年，没收一切财产。根据瑞金县财政部暴露的问题，高自立建议中央工农检察部把反贪污浪费斗争深入到各级政府及群众中去。后来在壬田查出了6、7件贪污案。整个事件在当时的中央苏区产生了巨大震动，极大地提高了革命队伍中干部战士拒腐防变的警惕性和廉洁自律的自觉性。

　　高自立认为，一名共产党员，既要管好自己，做到廉洁为民，又要管好亲属，做到正气传家。他教育亲属及家人，生活上要自力更生，不给组织添麻烦。1949年11月，高自立写信对老家患有严重残疾的女儿说：“吾儿现已年过二十，不知已婚否？如未结婚，暂时可不结婚，我拟送你入学，求得一项专门技能，以便能在生活上自立……”虽未曾与女儿谋面，但高自立言传身教传递了“廉洁奉公 自强自立”的优良家风。

　　再忆刘和珍君

　　刘和珍（1904年—1926年3月18日），江西南昌人，先后就读于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刘和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带领同学们向封建势力、北洋军阀宣战，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年仅22岁。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驶入我大沽口挑衅，继而纠集列强各国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进行无理要挟。北京各界无比愤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刘和珍奋起呼吁：“外抗强权，内惩国贼，非有枪不可。”3月18日，刘和珍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名义组织动员学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广场游行。反动军阀政府命令预伏的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刘和珍身中数弹，反动军警的大刀木棍又向她头上砍去……敌人穷凶极恶，又一排子弹射向了她和救护她的同学，女师大的杨德群也当场被害，她们一起倒在血泊之中。

　　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3月23日，北京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等团体及各校学生1万多人，在北大三院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先生把这一天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在参加了刘和珍的追悼会之后，亲作《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追忆这位“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学生；歌颂“虽殒身不恤”的“中国女子的勇毅”。

　　“就是骨头碎了，

　　也会有强烈的一声爆响”

　　吴大可（1913年—1942年2月23日），原名吴建业，生于江西瑞昌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在朱湖小学宣传抗日时，他结识了避居于此的中共党员周建一，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吴大可先后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政治秘书、武（宁）瑞（昌）抗日游击队长、中共赣西南前委宣传部长兼丰城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2月16日，由于叛徒出卖，在丰城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敌人对他严刑审讯，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调统室主任马昆鸟也出马劝降。但吴大可坚贞不屈，还在狱中坚持革命斗争。

　　期间，帮助胡宗澹和中共赣县中心县委书记谭汤池成功越狱，而他自己遭重刑被架回了囚室，忍痛赋诗一首《勇敢地去吧》，除此之外，他还写下了《遗嘱》《起来，奴隶们！》和《列宁万岁》等诗篇，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在《遗嘱》中他写道：“皮肉给他吧，骨头是我的，就是骨头碎了，也会有强烈的一声爆响！”

　　被毒打、钉重镣，都没有吓倒他。吴大可不断在狱中串联难友，组织暴动。后被敌人发现，要求对此“害群之马”予以“芟除”。1942年2月12日，庄祖方来到集中营，最后一次提审吴大可，要他“承认错误，表示悔改，否则就有生命危险”。吴大可凛然答道：“我所做的一切，非但不是错的，而且是极应该做的！”

　　1942年2月23日凌晨，吴大可被执行枪决，壮烈牺牲。

　　革命胜利万岁！

　　程美凤（1908年—1933年5月28日），又名细妹仂，江西乐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30年至1933年，先后任乡苏维埃女代表、区、县苏维埃委员，负责组织慰劳队、宣传队、担架队等。1933年4月被捕入狱。

　　程美凤在敌人面前毫不屈服。国民党军一位团长，见她年轻、漂亮，想娶她做妾。一天，把她叫出狱来，对她说：“你肯做我的太太，我保证你立刻出狱，永享荣华富贵。”她一听，火冒三丈，走上前去，啪啦一声，狠狠打了这家伙一个耳光。此后，敌人对她用尽了酷刑：压杠子、打地雷尖，用辣椒烧烟冲鼻，把钢钎烧红烙乳部、腹部、背部……妄想逼她出卖组织，出卖革命。每次过堂，她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每次活过来以后，敌人问她招不招，她说：“要我说出党内的事，革命的事，那也不难，你什么时候叫太阳从西边升起，从东方落下，我就什么时候说。”她除了嘲弄敌人，便是怒斥敌人：“别啰嗦，要杀就杀。我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怕死就不会做共产党员，不会干革命，专革你们的命。”

　　1933年5月28日，程美凤起得特别早，她打听到，这一天就是她就义的一天。她把头发梳理的一丝不乱，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还特地在头上插一朵大红花，等待着那最后时刻的到来。当敌人把她押赴刑场时，她昂首挺胸，艰难而顽强地大步向前走，沿途群众见了，有不少的人为她流泪、抽泣。走到刑场，她岿然屹立，凝视远方，振臂高呼：

　　共产党万岁！

　　苏维埃万岁！

　　革命胜利万岁！

　　1933年5月30日，乐平县高家村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冒着被捕坐牢甚至杀头危险，秘密举行追悼会，悼念三天前被国民党杀害的巾帼英烈——程美凤。

　　

    声震二区八县的抗日武装

　　谭斌（1916年4月—1945年7月23日）出生在新余县水西安和村一个贫苦家庭。1930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参加苏区游击队，历任班长、排长。1934年编入主力红军第十七师，随部长征，在长征路上入党，历任连长、营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7年1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奔赴山西抗日前线。1940年8月，奉命从山西五寨县回到故乡，执行组织民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的任务。

　　1945年，他和熊官盛等人创建了“湘赣边区袁水分区抗日挺进第一师”，“挺进师”成立伊始，就立即开展抗日游击斗争，谭斌率部转战于新余、峡江、吉水、新干、安福、分宜等地，大力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到处书写“要驱除倭寇，就要起来革命”“团结抗日，减租减息”“抗日救国，严惩汉奸”等革命标语，提倡民主政治，配合友军打击日寇，惩治顽劣，斥责贪官污吏，为民除害，在袁赣流域引起强烈反响，声震二区八县，是新余地区的一支别具一格的抗日武装。

　　1945年7月23日，正当谭斌率“挺进师”转战赣中大地，大力发展队伍，并着手筹建中共党组织之时，被混入队伍的投机分子万南来、戚友灿等人杀害于新余县东边乡皂元村，时年29岁。

　　不为所动的年轻人

　　1927年5月8日上午，一群国民党官兵押着一个气宇轩昂的年轻人，从贵溪县城“同德堂”药店向东门外走去。一个军官向被押的年轻人劝说道：“我们上级很赏识你的才干。只要你改过自新，跟我们去上饶，包管你能做大官。”但这位年轻人不为所动，只是轻蔑地一笑。他就是共产党员江宗海。

　　江宗海（1902年6月7日—1927年5月8日），又名江百川，出生于贵溪县罗河乡樟槎江家村。1924年，江宗海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理学院。在这里，他结识了邵式平、黄道等革命者，积极参加北师大党组织领导的各项活动。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江宗海离开学校回到家乡，他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7年5月7日清晨，江宗海和邵式平等人在县城公共体育场组织召开反蒋示威大会，以大量的事实，充分揭露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径，阐明了反蒋和拥护共产党的道理。　

　　1927年5月8日上午，国民党军队李烈钧部由西门突然潜入城内，江宗海不幸被捕。当他走到东门十亩田头时，停下脚步，大声喝道：“我干的事光明正大，我们为了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反对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屠杀爱国良民，何罪之有？我也绝不会跟你们走……”国民党军官恼羞成怒，拔出手枪威胁道：“不走，我就枪毙了你！”江宗海面无惧色，视死如归。他振臂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李烈钧！”国民党军官慌了，朝江宗海高举的手臂开了一枪。可是江宗海又举起了另一只手臂继续高呼。凶残的敌人又朝他举起的臂膊开了枪，两只手均被打中。江宗海强忍剧痛，仍然不停地高呼口号。敌军官见压不倒这个坚强的革命者，便朝他头部开了一枪，江宗海壮烈牺牲，时年25岁。

　　得到胜利方始休

　　王尔琢（1903年—1928年8月25日），湖南石门县人。1920年考入长沙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学生队分队长，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参与国民革命军第3师的改编工作，任东路先遣军党代表，参加北伐战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26团党代表。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74团参谋长。同年8月，率该团重机枪连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任第74团团长，随部队南下广东。10月底，南昌起义军余部整编成一个纵队，王尔琢任参谋长，与朱德、陈毅等率部转战闽粤赣湘边，坚持武装斗争。1928年1月参加领导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参谋长。

　　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部队井冈山会师后，王尔琢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他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红4军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二、三、四次大规模“进剿”。王尔琢率28团英勇作战，成为纵横井冈山的一员骁将，为保卫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同年8月25日，他为了追回被叛徒带走的部队，在江西崇义思顺圩被叛徒袁崇全枪杀，年仅25岁。

　　王尔琢牺牲后，朱德挥泪长叹：“我军失去一位能将啊！”毛泽东对他作了极高的评价：“王尔琢的牺牲，换回了两个连，稳定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在王尔琢追悼会上，毛泽东起草、陈毅书写了一幅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三代英灵滋碧柏

　　八腔热血染红旗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铜鼓县棋坪乡柏树村曾有过这样一个革命家庭：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全家三代八位男儿前赴后继，义无反顾，为中国革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凯歌。这个家庭就是廖思吾烈士一家。

　　1868年，廖思吾生于铜鼓县棋坪柏树村一个较为宽裕的农民家庭，幼时读过几年书。因成家较早，人至中年已是儿孙满堂。

　　1926年，大革命运动在铜鼓蓬勃兴起。柏树的大土豪见风使舵，假装革命，成立假农民协会。廖思吾见状义愤填膺，立即针锋相对地召集广大贫苦农民另外成立了农民协会，并被大家一致推选为农会会长；在他的影响下，儿孙们都加入了这一革命行列，与土豪劣绅展开了一次次坚决的斗争。柏树土豪对廖思吾一直怀恨在心，伺机向反动警察局告密。1927年7月，廖思吾不幸被捕牺牲，时年59岁。

　　廖思吾牺牲后，他的儿孙们决心继承廖思吾的遗志，与地主豪绅斗争到底。廖思吾的子孙除体弱多病的廖步清外，其余七人都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赤卫队。1929年3月，平江反动武装挨户团侵犯铜鼓苏区，次子廖杏阶、孙子廖用章在战斗中不幸双双中弹牺牲。不久，孙子廖在新前往铜鼓港口执行任务时与反动靖卫团遭遇，不幸在弹雨中壮烈牺牲。

　　亲人们踏着血迹继续战斗。1931年，三子廖竹梅不幸被反动靖卫团围捕，押往铜鼓县城杀害。1932年，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孙子廖善昌和四子廖庆珍在柏树被捕后牺牲。至此，廖氏全家三代八位革命者仅剩长子廖德生一人，他没有退缩，在铜鼓的深山和战友们坚持斗争，后奔赴抗日前线，英勇牺牲。

　　 矢志为革命鼓与呼

　　“光阴去我太匆匆，忽忽年临二十中。矢愿从今坚立志，要为世界主人翁……”1919年，受五四运动感召，年方20岁的江西学子袁玉冰写下了这首《二十初度感怀》。

　　袁玉冰（1899年—1927年12月27日），江西泰和县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经李大钊介绍，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春，袁玉冰受党组织之命从北大回到南昌工作。在南昌，他与赵醒侬、方志敏等一起参与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两个公开群众团体，并担任民权运动大同盟交际部主任，领导江西民众开展反对反动军阀的斗争。1926年年底，奉调回江西工作后，袁玉冰主编团的刊物《红灯周刊》，使之成为宣传革命理论、反击新右派进攻的重要舆论阵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袁玉冰先后被任命为中共九江地委书记和赣西特委书记，他不惧危险，出生入死，积极组织秋收暴动直至英勇牺牲，用生命诠释了矢志革命报国的信仰与初心。他心系民族前途，矢志为革命鼓与呼：创办了五四运动后江西第一个进步社团——改造社，并创办了江西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刊物——《新江西》，为马列主义在江西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7年12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时任江西省赣西特委书记的袁玉冰在南昌下沙窝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8岁。

　　两封“绝命书”

　　“你是知道我怎样死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这是革命烈士傅烈1928年就义之前，留给妻子的“绝命书”。信末留下两句诗“拼将七尺男儿血，争得神州遍地红。”表达了他对党的忠诚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傅烈（1899年—1928年4月3日），原名傅见贤，江西临川上顿渡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共江西省委首任组织部部长，中共四川省委首任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

　　1928年3月9日，在重庆兴隆巷8号，参加秘密会议的傅烈不幸被捕。在狱中，傅烈受尽了各种毒刑。敌人先用煤油灌进他嘴里，再用铁丝穿着两个大拇指头把他吊起来，拇指关节折断了，又上夹板吊打。他受尽酷刑，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当敌人逼他口供时，傅烈斩钉截铁地说：“砍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们需要的片言只字!”

　　临刑前，他写了两封“绝命书”，一封给父亲、一封给妻子。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还可以再讨一个或继承一个，你就当作没有生我这样一个孩子，只有这样想法。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但是使你现在十分悲伤。我并不悲伤，若干年后，你一定会理解的。”

　　1928年4月3日，傅烈在重庆朝天门外壮烈牺牲，年仅29岁。